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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到后来，郑组长无可奈何地苦笑起来：“哎，我说老吴同志，我们是不是扯远了呀？咱们能不能回到正题上来？还是谈田剑川和孙成蕙的问题。”

    吴天晴毫不退让地说：“孙成蕙有什么问题？她是部队转业军人，她丈夫是团职转业干部，她工作认真负责，生孩子产假没到期就到学校上课，从没误过娃儿们的学习。至于她哥哥有问题，那也是她哥哥的事，再说，发展她入党时，她哥哥并没出事！”

    郑组长责问道：“那么，孙成蕙为什么也对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有这么强烈的抵触情绪？为什么公然站出来为田剑川辩护？这是不是立场问题？”

    吴天晴又火了：“姓郑的，我明白告诉你，你们这种搞法，别说孙成蕙，连我都反对！不错，田剑川是有毛病，我过去也没少批评过他，可是你们搞的这叫哪一套？能服人吗？我他妈的就不服！这么搞下去，红光中学准能让你们搞成反革命老窝，老子这个共产党的书记就变成国民党的书记了！”

    郑组长不急不躁，循循诱导：“老吴同志，我觉得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你吴书记本位主义思想太严重，目光太狭隘，为了个人面子，有时不顾大局。你想想，思想改造运动并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组长发动的，我到红光中学来，也并不是要出你的洋相。吴天晴同志，你、我都在为我们红色政权战斗啊！如果我们不对田剑川这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认真彻底的思想改造，让他们的反动思想继续存在下去，并且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这将是何等危险……”

    吴天晴根本没把郑组长看在眼里，手一摆：“小同志，你别说这么多了。党的思想改造方针我不反对，督促田剑川改造思想，我比你要积极，可你们这种搞法我反对！我仍然认为田剑川的思想汇报基本上是好的，可以通过。他讥讽一下你这个工作组长，发了句牢骚不是啥大事。他也经常讥讽我嘛，我也没当回事嘛！”

    郑组长失望极了：“吴天晴同志，这么说来，我们真是没法合作了……”

    吴天晴说：“那你们可以给我走，我要老师们好好给娃儿们上课，不要你们在这儿给娃儿们捣乱！”

    郑组长实在忍无可忍了，这才把心里想的都说了出来：“很好很好，吴天晴同志，我现在终于明白了，田剑川、孙成蕙这些人抵触运动，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你这么一个狗屁不通又自以为是的大老粗！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过就是个只会擦窗子扫地的校工罢了！摆什么老资格！”

    吴天晴的怒火再一次爆发了：“既然看明白了，你他妈的为什么还不给老子滚蛋？滚！滚！马上给我滚！”

    这时，门外的教师和学生已经越围越多了。

    走到门口的郑组长和吴天晴都愣住了。

    吴天晴挥挥手说：“不要围在这里，都上课去。围在这里影响不好！”

    这时，田剑川从人群中冲动地走出来，当着郑组长的面，含着泪，向吴天晴深深鞠了一躬：“吴书记，我为自己过去说过的错话，真心实意地向您道歉！”

    吴天晴拉住田剑川的手：“哎，田副校长，杀人不过头点地嘛，你老道啥歉呀！我还是那句话：把娃儿们教好比啥都好！快打铃，快打铃，让娃儿们上课！”

    这就是著名的红光中学驱赶工作组事件。

    为这一事件，吴天晴和郑组长被同时调离。吴天晴因“政治上的麻木不仁”被安排到京郊一家煤球厂做党支部副书记，直到一九五五年因病逝世；郑组长却就此高升，一九六七年成了走资派，因不堪造反派更加革命的折磨，被逼跳楼自杀。

    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名噪一时的事件，新来的工作组比较注意政策，孙成蕙和田剑川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才顺利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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